“晚上八点整，东海咖啡馆里传来一句窃窃私语——‘老曹，今天那酒糟鼻的大金牙老头，一吓就全招了！’”
1931年4月至6月，上海的空气里混着咖啡味与血腥味。倒戈才过去两个月，各路特务仍在巷子里横冲直撞，似乎随时能撞碎地下党仅存的防线。就在这种绷紧的氛围下，一场本来只与有关的营救行动，被意外的八卦情报彻底改变了走向。
这名八卦最终落到一个女人耳朵里。她外表像个时髦女学生，内里却是互济会营救部长黄慕兰。外人只知她在白俄老太太的小洋楼里听留声机，没人想到她脚下藏着通讯暗格。年仅二十四岁，已三段婚姻，身份复杂，她却在重重考验中练就一种本领——用笑容掩住锋芒。
当年1月底，她奉命自江西抵沪，任务清单上写得直白：拉出关向应。关向应身份敏感，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红军前敌领袖，一旦在龙华监狱里被坐实，后果不敢设想。外围打探显示，龙华戒备森严，硬抢不现实，只能“走堂口”，也就是法律通道。
于是，陈志皋进入视野。此人是名律师，更是上海司法圈里“公堂老爷”陈其寿的独子。黄慕兰主动结识他，用的却不是刻板的拉拢套路，而是颇具生活气息的“同看一场电影”。男未婚女自称二十，年龄差距被刻意压平，交往进展得异常顺滑。陈志皋心思不算深，一腔热情反倒让黄慕兰抓到突破口。
短短数周，两人已能并肩坐在法租界影院暗红灯光下讨论“侦探片是否过于离奇”。看似闲聊，其实黄慕兰每一次“随口一问”都在为“李世贞”——关向应的化名——铺路。她故作娇嗔：“表哥才来上海就被扣，说他是地下党，真冤。”陈志皋拍着胸脯：案卷若真空白，他自有办法。
6月22日的约会原本只是既定流程——先电影，后咖啡，再沿南京路散步。偏偏东海咖啡馆的木门刚合上，就闯进巡捕房翻译曹炳生。曹嘴碎、又爱卖弄，当着黄慕兰的面大肆吹嘘：“头回碰到这么大的鱼，年近花甲，九指，还镶金牙，一听要用刑就软了，说要写自首状。”
酒糟鼻、大金牙、九指头，这些特征串联起来只剩一个名字——向忠发。黄慕兰心头猛震，虎口渗汗，却仍轻抿咖啡装镇定。两分钟后，她借口头晕上楼洗手间，实际是用公用电话机拨出一串约定信号，直通潘汉年的临时点：“Z先生可能出了事，立即疏散。”
信号发出，局势骤紧。向忠发若真叛变，破坏力恐怖得无法估算，他手里握着比顾顺章更广的信息网。当天深夜，党中央在沪的成员陆续更换交通线，许多安全屋即刻转移，后来的统计——仅此一夜，避免了三十余人被捕。
再次回到雅座，黄慕兰面色已恢复，只对陈志皋轻声一句：“哥哥，我不舒服，先回宅子。”一辆黄包车载她离开咖啡馆，却将大半上海地下网络从刀锋上搬开一步。
向忠发被捕的具体过程也随之浮出。特科后续查明：周恩来外出之时，向忠发私访外室杨秀贞，晨曦返程被便衣堵截。被押解期间，他急于自保，甚至带人四处指认潜伏点，所幸黄慕兰的情报早一步截断，才使那几处屋子人去楼空。
三天后，蒋介石对第二次围剿失利恼火至极，得知“老工人领袖”已无情报价值，草草签字，向忠发随即被枪决。对敌人而言，叛徒是一枚一次性耗材，对革命者而言，叛徒却是最毒的暗箭。
关向应的案子也因陈家父子介入迎来转机。缺少直接罪证，加之“李世贞”口供始终咬死“求职失败误闯租界”，巡捕房进退两难。7月下旬，法院判决“证据不足”，关向应走出龙华铁门。此时他已面色苍白、但脊梁仍挺，一句“我还要回前线”成为送别他的人最深的记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慕兰与陈志皋的关系此后并未立刻了断。她不便解释真实身份，只能一次次用沉默搪塞对方的求婚。两年后，江西前线传来贺昌牺牲的噩耗，党组织考虑多方因素，才同意这段迟来的结合。外界或许只看见一段佳话，却不知道在浪漫背面，黄慕兰在1931年那个夜晚救下了多少同伴。
2017年2月，黄慕兰离世，享年一百一十岁。人们再提起这位“百科全书”式的女特工时，总会想起那间灯光暧昧的咖啡馆：一杯未喝完的曼特宁，一段随口的炫耀，一条及时的电话线——上海地下斗争的命运就此被改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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